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皇室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万法郎。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皇室费，但同意一次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严然成了军队。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它的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色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已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摈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摈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

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的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那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339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彼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江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已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菜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就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可恶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因为它如果要争斗，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那时它将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迷糊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犯宪法，而是违犯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招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紧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

1851年 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个紧急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给他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 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②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 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 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 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25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那，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犯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以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185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把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作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341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恩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无我会成为狮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