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128中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①

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三百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只是在18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只有在鞭答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兵力，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100步或100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式队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时为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303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在1830年到1860年之间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①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在普法战争中，是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 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304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5个团在不到2小时内就损失了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114名兵士），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屏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说来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没有能够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没有能够完成的这种事业，社会主义一定会完成。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同它一起炸毁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只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之所以曾经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力量方面也大有进展。——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①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306时，军舰只是2层或3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50德担②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95德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德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700直到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8000—9000吨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4门以至6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由于驾驭“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驾驭“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感到恼火。而我们却不然，我们看到，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达到这样的技术的高峰，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①；我们看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领域里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也昭然若揭，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趋于灭亡，——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快。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经济状况所使役的各种装甲舰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