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纯为享乐而无其他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换一个说法，使人丧失一切感觉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如果本能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么它们甚至难以造成儿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本能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本能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尊敬的罗霍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了它们的一百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呢！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312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把应当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部分地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了。这样，我们首先看到，

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作财富，而财富，正像它直到现在真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像它的领域被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

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通过对奴隶的购买价格、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拥有大地产是封建贵族获得代役农民和谣役农民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6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

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领域中去。对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①的更坏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有幸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角度来看待财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掉。在写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

“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服务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相当于“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名称，如工资”。

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先生不作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19页上说：

“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

可见他自己认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学逻辑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有多少价格就有多少不同的价值的价值。只有具备杜林先生那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立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一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的基本规律，撇开只给价值概念带来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谈，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碍，因而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各种条件对创造活动形成的抗力来估价的……我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价值及其某一特定的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这套说法还有某种意义，那么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偏要神谕式地弄乱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力量的多少，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如果我们的某个人制造的是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用机器生产这种物品要便宜20倍，那么他所投入的力量的既没有造成一般的价值，也没有造成其特定的量。

其次，如果把创造有形产品的生产劳动变换为对某种抗力的纯属无形的克服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被搞乱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的抗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抗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理和纺的抗力，以后是棉纱对织的抗力，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抗力，最后是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抗力。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抗力”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想象的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抗力……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想要得到的物品的价值，会比创造或生产没有遇到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时的价值大……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应的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因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作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作根据一种劳动同与其交换的另一种劳动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想……相反地，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价理由，是不会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价值形态相吻合的。这种特殊的价值形态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系来计量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性质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么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人作为买主重新丧失他作为卖主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酬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第135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态，也可以看作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的形式……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卖方就得到了进行剥削的过分大的权力……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可以任意提高价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灯用煤气公司等。

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作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作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社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

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地，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司令官如忠于职守，总是很快地取缔这种垄断，并且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遭到毁灭。当年存在过的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高俄国纸币的汇价，这种汇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又不断地在伦敦为俄国买进票据，以图达到提高汇价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花费了大约6000万卢布，可是现在卢布还不值2马克，而不是3马克多。如果利剑具有社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硬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硬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分配价值使人们可以在不付出对等劳动的情况下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赁金，即地租和资本利润。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就是我们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所得知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是一切。请听：

“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义上的人力。唇者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物品的权力，或者更通俗地说，在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或物品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个商品之中。”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么，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物品，即不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物品中。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通过社会地位而强加的商品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一般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决定的。可见，杜林先生所说的，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不就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早就远为明确而清楚地说过的见解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

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

劳动“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

这里且不说纯粹由于标新立异的欲望而引起的劳动时间（在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的混淆。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所应当引起的“共同社会的”假象；从过去到将来，只要世界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像下面这样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作表述的，那么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遇到了社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

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强调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401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赋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样，社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明白见解了。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观点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费的，正像机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属于这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3小时、4小时或7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7小时的劳动，那么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12小时劳动的产品具有7小时劳动的产品价值，12小时的劳动等于7小时的劳动，或12＝7。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20公石小麦。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15公石小麦的价值。这样，20公石小麦就具有了和15公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20＝15。而这还叫作经济学！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有财产，这样就第一次真正把它们变成了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是每天3马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3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上了利润，即加上1 马克的税，把它卖了4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3马克，而是也需要4 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表现为生活资科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表现为货币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3马克增加到4马克。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连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给了资本家继续使用。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么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形成的剩余积累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本身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像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①

关于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定了这一发现：

“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对生活需要的支付单据〈！〉）必定……也引起不等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险的，是根本不去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其特点在于按照并非人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分配价值，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