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如果说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既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么这宁可看作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变换了角色，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现权利平等的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社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决不具有像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这一“通常的方法”，决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殊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竟大得如此惊人”，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因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 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分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中水的风暴来说明海洋上的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家的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16页后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铁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看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消费，它们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多地为群众所消费。在他那里，不管我们怎么看。能见到的都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我们就举棉纺织工业中的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德姆——这是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棉纺织工业、各拥有5—10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年到1875年的4年当中，单单纺32支纱的纱锭，就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棉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发展，那么只有蛮不讲理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①。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普通书籍市场当作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是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只不过是“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一场寻常的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作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

那么“造成”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上。把经济事实变成道德非难，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发现了新的原因，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这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不屑一顾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于例如一个叫作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这种公共权利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决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

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所有制”。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的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像政治一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分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酿酒业，第二、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的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好处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的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鲁士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应该专门投身于一种职业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于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一种竞争心，而且

“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作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①，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②，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生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1600人到3000人的许多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4个到5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相反，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①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观念，即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注定要从事某一种物品的生产；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据说对恰好从事这一种事物而不是从事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同“粗糙、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还完全被分工奴役着的杜林先生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①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①

大工业教会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决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运行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远销本地区以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的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对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会绰绰有余地抵偿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因此，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做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338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就必须把视野放宽些，稍稍超出普鲁士邦法的适用地区，因为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竟可以根据书籍市场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社林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