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章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劳神。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这样他就能在《教程》中终于以整整九页的篇幅不厌其详他讲述著作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恰当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那样乏味。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法哲学废弃物的稀汤。“个人的自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伸出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所以也将要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准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自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酷似各种宗教的各种天国，在那里，信徒在大彻大悟中总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间生活带有甜蜜色彩的那种东西。社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342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各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343，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①。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344，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14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分”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作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①杜林先生说，
“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定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更加提高了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说未来数学的葡萄眼下还是非常酸的，那么，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非常喜爱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诗之杰作，这些作品“符合于某种同知性相称的幻想的更高要求”，并描述出“显示世界的完成”的真正理想。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知性相称的亚历山大诗体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屏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地，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通过这一切而“依靠自身”。为此还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关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引以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刻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不可计数之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小学生的认识），或者无宁说是杜林先生的“认识”经过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十分兴旺；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轻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学校全部课程以后终于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345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自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热恋——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他对目前社会的如下控诉中看出：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极深长的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受用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34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36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贴者[Schu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确实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是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加以评论的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摆出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概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
载于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