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海南儿科医生和儿科学子的精神丰碑
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她是在平凡岗位躬身60多年的儿科专家
她就是几代海南家长都十分熟悉的
奶奶医生——陈桂芳。
在这个五一劳动节
让我们通过这部纪录片走近陈桂芳奶奶
感受她一生白袍为童儒的耄耋初心
五一劳动节当天，海南医学院儿科学院院长、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院长）樊利春，海南医学院儿科学院党委书记袁勇，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副院长）、海南医学院儿科学院副院长李玲与工会负责人等来到陈奶奶家中，看望陈奶奶。
弃理从医，到海南当了儿科医生
陈桂芳是广西北海人，1932年出生于一户普通人家，家里没人当医生，她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高中时，陈桂芳和同学们到农村插队。白天干农活，晚上温习功课，“当时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同学们都想着以后为国家造出先进的设备。”不久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陈桂芳变了理想。同学们寄宿在一位村民大姐的家里。一天夜里，大姐突发腹痛，汗如雨注。大家找遍了村子，也没找着大夫，更找不到药品。情急之下，陈桂芳和几位同学把大姐抬到床板上，扛着她摸黑去往县城。一路上，大姐痛苦地呻吟。天亮之前终于走到县城，大姐没了声音，几乎疼得昏过去。经过医生诊断，大姐出现胃出血。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大姐转危为安，渐渐醒了过来。“你们救了我的命。”大姐对医生说出的这句话，深深撞进了陈桂芳的心里。那是上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各行人才，“缺工程师，也缺医生。”既然同学们都选择工程师，陈桂芳决定，她选择医生。当年高考结束，哥哥陈志仁翻看刊登录取信息的报纸，左看右看，也没看到陈桂芳的名字。“你没考上吗？”陈志仁很惊讶。陈桂芳却笑着说，她已经提前报名广西医学院，“治病救人，也是建设祖国。”1957年，陈桂芳大学毕业，再一次面临选择。她能去广州，也能留在广西，她却站起来，举起手，“让祖国挑选，去最需要医生的地方。”陈桂芳大学入党，在她眼里，共产党员就像种子，撒到最需要的土壤。当时相对缺医少药的海南，成了陈桂芳的目的地。那时的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诊室只有两位医生，病人多，设备简单，陈桂芳的手里只有压舌棒和听诊器。一旁的保温箱里只有4个灯泡。隔壁10多平方米的宿舍，几位医生一起住。粮食紧缺，伙食是生了虫的番薯，吃多了肚子疼。接诊的患儿也是同样症状，陈桂芳却没有给自己留药，把药都开给孩子们。苦，是陈桂芳最深的记忆。那几年里，陈桂芳从未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每天半夜几乎总会被喊起来，紧急投入一台抢救。“人手紧缺”这四个字，也始终伴随着陈桂芳。“条件再差，穿上白大褂，一切都好了。”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让陈桂芳的颈椎越来越弯，可是只要穿上白大褂，她总是努力挺起身子，向患儿露出亲切的笑脸。
“借药”救人，治愈重症登革热患儿
上世纪80年代的登革热流行时期，陈桂芳一个晚上就要进行三四台抢救。儿童抵抗力弱，随着疫情的发展，陈桂芳很快接收到重症登革热导致肺出血的患儿。那时的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诊室，在旧门诊楼的三楼。陈桂芳和同事们下楼接收患儿，眼睁睁看着患儿从进门开始吐血，抬上楼的过程中，每级台阶都是血迹。到了三楼，患儿早已休克。患儿不断被送来。整整几个昼夜，陈桂芳一直在参与抢救。人手不足、床位不够，她和同事们把科室的桌椅全都拿出来，铺上床单当病床，没有输液架，只好找根棍子架着吊瓶。可是患儿们的情况还在恶化。当时，登革热导致大出血的病例较少，没有特效药，陈桂芳使用脑垂体后叶素进行治疗，可是见效缓慢。“常规剂量可能已经不行了，我们得加大剂量。”这句话说出口，陈桂芳也意识到风险：在当时，大剂量脑垂体后叶素治疗肺出血并没有太多案例，如果成功，皆大欢喜；如果失败，孩子面临风险，她的医疗生涯也将随之结束。“我是医生，我要救孩子。”陈桂芳找遍了整个医院的脑垂体后叶素，向其他科室“借药”。把药凑齐，注入针水，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几个小时之后，奇迹发生了，几十位患儿的肺出血症状都得到明显改善，逐渐苏醒过来。一位患儿父亲把陈桂芳拉到病床前，醒过来的孩子虚弱地喊了一声：“医生妈妈。”更多的家长围在她身边，一双双手握住她的手，眼窝里都是泪水。
支援非洲，成当地孩子的“中国妈妈”
30岁的吴蓝，第一次被陈桂芳看病时，只有几个月大。父亲抱着她坐在陈桂芳面前，仅仅开了几角钱的药，就治好了困扰她几个星期的肺炎。65年里，陈桂芳治疗过的患儿早已数不胜数，她甚至将这份医术带到了国外。1976年，陈桂芳跟随援外医疗团队前往赤道几内亚，在马拉博医院开展诊疗。当时的马拉博医院条件较差，没有B超和X光等设备，陈桂芳只有一支听诊器，全靠临床诊疗。可是患儿却源源不断，多为疟疾和其他感染疾病。一天下午，一位小男孩被送到诊室，腹痛让他哭闹不止，当地同事束手无策，找到了陈桂芳。她一如既往带着亲切的微笑，拿起手边尽可能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东西，一边发出响声，一边轻轻地按压小男孩的腹部。慢慢地，陈桂芳摸到一团紧绷的东西，凭着经验，她断定小男孩的肚里有蛔虫。当地同事建议手术，陈桂芳却拒绝了，“孩子太小，动手术恐怕会有后遗症。”那该怎么办？看着疼得打滚的小男孩，陈桂芳咬了咬牙，套上手套，一点一点为他进行人工除虫。恶臭味瞬间传遍诊室，陈桂芳皱着眉头，整整几个小时，抠出两个药盒的蛔虫。几天之后，小男孩恢复健康，爬上医院对面的一棵芒果树，为陈桂芳送来两个芒果。他告诉别的孩子，他有两个妈妈，“一个是生我的妈妈，一个是中国妈妈。”
从医60余载，守护一代又一代祖国“花朵”
89岁的黎琼珠，如今已是家里的曾祖母，第一次带着孩子找陈桂芳看病时，她才30岁出头，还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时光荏苒，黎琼珠如今已经有了7岁的重孙滢滢，陈桂芳给她看过几次病。“家里三代孩子，都是陈桂芳瞧大的。”黎琼珠早已退休多年，在家里颐养天年，“可是比我年长一岁的陈桂芳，还在诊室里给孩子看病。”半个多世纪里，有些事情变了，有些事情不变。1995年，陈桂芳到了退休年龄，可是儿科诊室依然缺少医生。陈桂芳接受了医院的返聘，继续留在科室。陈桂芳经常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患儿家长，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很多潜在的挂号费，“孩子不舒服，家长可以直接向我咨询。”2006年，74岁的陈桂芳被查出患有乳腺癌，科室同事拿着检查报告找她，她却回到小区，和朋友们打起乒乓球，“癌病不是一天就能治好的，是哭是笑，日子都是一天天过。”回到科室，陈桂芳又穿上白大褂，一边挂着点滴，一边给患儿看病，“当一天医生，就要看一天病。”5年里，陈桂芳经历6次化疗，32次放疗，却依然坚持坐在诊室为患儿诊疗。2014年，她第二次“退休”，本打算彻底休息。“可是心里清楚，儿科医生依然紧缺。”此时，时任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向伟向陈奶奶发出了邀请，她欣然接受，再次回到了诊室里。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陈奶奶迎来第三次退休。但她心里依然牵挂着那些有需要的孩子们。在儿科医生这个平凡的岗位，陈奶奶坚守了60多年。正是这份平凡，让岁月历久弥新，守护一代代孩子长大，让这位披着白大褂的老人，成为无数孩子眼中最亲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