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如何产生的？人为什么会得病？怎样缓解病痛？自生命的诞生之日起，疾病便相伴而生；自人类产生了对疾病的认知，对健康的期望便不曾停止。通过基础医学的研究，可以让人们拨云见日，洞见因由。
要洞察疾病因果，人类将目光投向了细胞。如果说一个细胞是一个沙漠，基础医学则是要在这个沙漠中找到几粒与众不同的沙子，难度可想而知。
2023年5月18日，笔者在海南医学院综合楼北楼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蔡望伟教授。时至今日，他每每回望老一辈基础医学人，在艰苦条件下勇于探索、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无比佩服，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一代代海医人。蔡望伟依然记得，几十年前，陈历昌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下，把整个海南异常血红蛋白病的原因、频率、分布、突变特点搞清楚了。
实际上，海医基础医学能人辈出、让人骄傲的还有很多，比如海南省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林碧瑚，海南医学院首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也是海南生理学会创始人的邓子夫……他们这一代人奠定了基础医学的根基，开海南医学院基础医学一代人钻研奋斗精神之先。他们用一股闯劲儿，在海南垦出一片能够滋养医学教育的沃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后来者，更多海医人沿着他们的道路奋然前行。一代又一代基础医学人在蕴含宝藏的细胞沙漠里探寻科学真知，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共同成长，塑造了基础医学人求真务实的精神。
如今，海医基础医学学科不断壮大。基础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现有教研室15个，教学实验室5个，科研实验室7个（含1个省部共建实验室、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1个校级重点实验室），1个全国科普教育基地，1个省级基础医学特色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法医鉴定中心。学院开设生物技术本科专业，同时承担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解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法医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等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任务。
基础医学学科的诞生：从最棒的医生到最好的老师
基础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发生、进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临床医学乃至整个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石。
1958年的一天，分配到海南医专3年的邓子夫，领导专门找他谈话：“目前我校临床医生并不缺，最缺的是基础课老师，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决定派你到中山医学院进修生理学。”
当时，全校教职员工仅有几十人，开设医疗、护理两个专业。也就是说，学生在这里只能接受到“科普式”的基础医学教育，不仅“学不深”，而且“学不精”。邓子夫印象深刻：“我们也没有自己的附属医院。老师和学生要实验、实践，都得求助于海南省医院、海口市医院，实在窘迫！”
正是因为条件差、基础差，一所医学院更要有教书育人者带动，增基固本，来为海南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生，首先就是基础医学教育。它作为医学教育的基石和核心，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医学教育总体质量，决定着一个地方优秀医学人才的素质和潜力。尤其是作为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的重要阶段，系统、扎实的基础医学教育是临床医学教育的重要基础和桥梁，也是优秀医生培养的重要保障。
邓子夫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海南医专，因当时学校未设附属医院，大学时期外科定科培养的他，便上地区人民医院外科上班。天生外科医生料子的邓子夫，很快就掌握了当时地区医院所开展的全部普外技术，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此外，勤奋好学的他，还掌握了五官科、眼科、口腔科的一些技术。在人们眼中，邓医生是个多面手医生。
当时的邓子夫意气风发，职业意愿还是做医生，以外科为终生职业。但面对组织安排，生性淳朴、厚道的他，将对事业的一腔热爱，化为无条件服从大局需要。
蔡望伟解释说，对于学医的人来说，几年的苦学，很多人肯定是想当医生的，毕竟已经对医学之路有了感情，难以分离了。当时对于医学的认知比较单一，认为读大学目的就是想当医生，出来不当医生的话就感觉之前所学的白费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有当老师的资质，因为我们可以把生化和临床的知识融会贯通，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基础课和临床还是比较密切的，而且整个学校的教学方向也是要和临床紧密结合。”蔡望伟说。
实际上，邓子夫很快调整角色，进入教书育人的状态，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基础医学的重要性。基础医学的发展也直接引领医学新知识和新概念的涌现、医疗技术的创新以及诊疗方法的改革，是系统医学、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等新兴方向的奠基石。
邓子夫教授给教师学生代表讲海南孟氏裂头蚴的研究历程
在教学过程中，邓子夫也发现了新大陆。基础医学是研究生命本源和奥秘的医学学科，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探索精神，对医学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求知欲；同时，也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最重要的是，学生要有勤奋刻苦、踏实严谨、持之以恒的求学精神。
选定路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自1959年进修归来至1999年正式退休，邓子夫从事生理学教学四十载，也任生理学教研组（室）负责人四十载。
邓子夫、陈历昌、林碧瑚……一位位优秀的医生为了医学的发展，转型为优秀的教师。他们用实际行动为海医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磨砺中成长
不经磨砺难成人。人的成长，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困难，是人生路上最好的磨炼。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远在海之南的陈历昌等人也受到了影响。
陈历昌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9年至1994年在海医工作。这位一生都在奋斗的老人，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8年10月27日上午2时50分逝世，享年91岁。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总理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反动行径，作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教学的指示。在总理指示的鼓舞下，陈历昌和生化组、化学组的教师一起写了一张关于整顿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大字报。可是，这张受革命师生欢迎的大字报，却被“四人帮”的爪牙（当时这个爪牙窜来海南）诬蔑为“反动的复辟回潮的大字报”。陈历昌也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四人帮”刮起的阵阵妖风，使陈历昌心里很不平静。
作为陈历昌同事，邓子夫当时也没有逃避被批斗、被关押的厄运。当时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状有三大条：其一，作为工会主席，执行刘少奇黄色工会的路线，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只管吃喝玩乐；其二，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以搞课题研究为由，抵制毛选学习；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在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邓子夫曾住过“牛棚”，曾被强制劳动，后又下放干校。生性乐天达观的邓子夫，面对突兀而来的灾难，没有被压垮。“我开头想不通，但很快就想通了。我自我抚慰，一切随遇而安！睡‘牛棚’便睡‘牛棚’，有一大帮‘牛兄蛇弟’陪伴着呢。”
那时，邓子夫与张明勋校长、陈历昌等多名老师一起关在设于市一中的一间“牛棚”里。当时，在关押他们的红卫兵的嘴里，这些“牛鬼蛇神”通通只有一个姓——牛姓，于是，邓子夫成了牛子夫、陈历昌成了牛历昌等。
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本业，仍然潜心专业。
在那段阴霾密布的日子里，陈历昌仍然一个心眼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他在加强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积极收集资料，一丝不苟地备课、编写讲义、搞科研。他编写的《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检验》，受到师生和有关单位的好评。
陈历昌教授在实验室工作
陈历昌此前曾回忆说：“党组织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为了使基础学科能为临床服务，又为教学、科研积累丰富的资料，我们生化组还主动对外开展了肝功能、血清各种蛋白电泳、血脂测定及高脂血症分型、酶谱检查、甲胎蛋白放射火箭电泳法定量等多项生化检验。积累了本地区高脂蛋白血症分型材料，调查了本地区一些血脂的正常值，为脂类代谢的讲授增添了新内容。”几年下来，陈历昌还抽出时间，到各县去举办肝癌普查、生化检验学习班，培训了一百三十七名检验人员，并帮助一些医院带教一批医务人员。
一个人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人生总会有一些磨难等着去闯去挑战。把经历的磨难当作滋养人的养分，人就能变得更加强大。陈历昌、邓子夫等海医人就是如此，他们不畏困苦，坚守本心，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在这段时期塑造培养，这也为学校基础医学后来的快速发展埋下了种子。
科学精神永不灭：成为倡导求知的典型
翻开1977年11月29日的《海南日报》，与当时的报纸版面报道不同，一股不一样的空气穿过40多年的岁月扑面而来。为什么说不一样？因为报纸第二版7篇报道全是科技创新方面的新闻，在“文革”刚刚结束后那段日子里，它彰显着各界尊重知识、勇于创新的强烈愿望。
这个版面中，有一篇报道最显眼，它就是关于陈历昌的报道《把知识和力量贡献给人民———访海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师陈历昌》。在这个版面中，这篇人物采访就占了半版。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社会还弥漫着读书无用的风气，老师没心教书，学生没心学习。1977年，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年8月召开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更提出要恢复高考。在这样的形势下，《海南日报》作为地区党委机关报，要担负起舆论引导的重任，在社会上倡导求知的风气。”《海南日报》原政文部主任施继援解释说。
陈历昌是当时海南医学专科学校的一名教师，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他仍然坚持着科学精神。他没放弃在业务上的钻研，先后完成了各种电泳法的技术研究、简易电泳装置、转移因子、血脂测定等多项科研任务，为海南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篇文章，牵起了一张报纸和一个人物，它们遇到一起，碰撞出了火花。1976年“文革”结束，百业待兴，而《海南日报》则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
施继援后来回忆说，当时《海南日报》将这场报道作为一场“战役”来打，区委主要领导参与。经过研究，报社决定针对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开辟两个专栏，一个是提倡学习和读书，一个是提倡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陈历昌的事迹就是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报道中挖掘出来的典型。
电泳技术是一门基础知识。掌握和运用这门技术对于诊断肝癌、心血管等疾病有重要的意义。十几年来，陈历昌坚持开展电泳技术的研究，他从纸上电泳法开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临床的需要，又开展了琼脂电泳法、醋纤薄膜电泳法、聚丙烯酰胺电泳法、免疫电泳法和放射免疫火箭电泳法等技术性研究。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量的实验过程中，陈历昌发现了一般血清蛋白电泳分离不佳，结果很不稳定。这是为什么呢？陈历昌翻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有些资料把电泳分离不佳，归咎于电泳仪的稳压恒流装置。
陈历昌多次到兄弟医院学习、调查研究，把影响电泳的因素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终于发现了秘密：一般血清蛋白电泳分离不佳，主要矛盾并不在电泳仪的稳压恒流装置，而在电泳槽的体积太大，保湿能力差，电泳过程引起支持物上缓冲液离子强度变动太大。根据这些原因他改革装配了一套适合于基层卫生单位使用推广的简易电泳装置。
蔡望伟说：“在和陈历昌老师共事的这段时间，我真切感受到他是一位思维敏捷、动手能力强的老师。他自己动手做了许多简易但是使用范围广的，可以在乡镇卫生院用的电泳仪，用自制的简易电泳槽来检验结果，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这种装置设备简单，电泳时间适当，技术容易掌握，又适用于多种电泳，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实习血清蛋白电泳，第一次操作就能成功地分离五条清晰的区带。特别是有利于基层卫生单位开展甲胎蛋白及肝炎相关抗原的普查工作。当时，陈历昌为基层卫生单位装配了二十多台电泳仪，每台只需四十元，节约资金80%以上。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省人民医院、驻军一八七医院和本地区部分县医院作了18次学术报告，受到了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好评。
不仅如此，为了弄清楚血红蛋白中哪些基因改变导致了贫血病，陈历昌还在条件简陋的环境中用他自己的仪器完成了对十几万人的血红蛋白的测序和筛查。当时交通不便，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完成血红蛋白测序，放在今天仍是难度很大的挑战。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做事认真、严谨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要求很高。在跟着陈教授一段时间以后，我深知自己的能力不足，于是选择考研。他同样是大力支持我考研究生，并建议我去湛江医学院深入研究。”蔡望伟心存感激。
科学精神永不灭，在于它如星星之火可燎原，陈历昌的付出为海南健康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1980年代初从事血红蛋白病的研究，开展对广东全省8个地区大面积血红蛋白病的普查，并建立了海南蛋白质和核酸研究室以及后继的广东省第一所一级结构分析实验室，填补海南的空白。
陈历昌1985到1989年从事血清蛋白多态性研究，调查了全国8省市运铁蛋白的类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珍贵的医学资料。1989年以后，从事PCR技术（聚合酶键反应）的推广和发展研究，对促进海南省PCR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普及作出突出成绩。他曾被评为广东省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广东省劳动模范、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师；曾获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1项，省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四等奖2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去世前几年，陈历昌还向学校档案馆无偿捐赠一批个人档案。此次捐赠的档案共12件，其中包括1986年他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会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相片、学术成果汇编、获奖证书等。
生命只有一次，与物质生活相比，精神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以陈历昌为代表的海医人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内化为学校的精神，为学科发展、学生成才培育了肥沃的精神土壤。
物质条件再差也爱拼：忘我奉献精神代代传
白云奉献给蓝天，才会那样的飘逸；江河奉献给大地，才会那样的激荡；青春奉献给事业，才会那样的美丽。海医人不管在何种条件下，都把自己奉献给了医学事业。
多少个夜晚，人们都休息了，陈历昌实验室的灯光还在亮着；多少个星期天，他放弃休息，待在实验室里搞试验。艰苦的劳动，使陈历昌的胃病发作了。医生多次建议并开假条让他休息，他把假条塞在口袋里不吭声，继续坚持工作。有时痛得厉害，他也不得不躺下来，但等病痛稍一好些，他又跑到实验室去搞试验了。
蔡望伟1983年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回到海南医学院，因为他对生化类比较感兴趣，在生化这方面做得不错，最终选择来生化组，从事地中海贫血的研究。陈历昌他拥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对科学的求知精神，不允许自己比别人落后，所以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为尽快得出实验结果，在别人出结果之前把实验做出来，占领这块学术空白。
陈历昌说：“时间是宝贵的，生命是有限的，要为党和人民多做点工作，就得抓紧。”几年来，他的许多假日、星期天都用到工作上去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他一连几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失败并不使他退却，反而使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他翻阅资料，对照人家的经验，分析自己的实践。原来由于设备简陋，没有低温冰箱，加上海南天气炎热，转移因子不能加热灭菌，以致细菌生长，使实验失败。问题找到后，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设备不全，他就到其他单位去借用，滤板过滤效果不好，他就自己用醋酸纤维制作滤膜过滤，采取积极措施，闯过了细菌关，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并生产了七批转移因子应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的疗效。他作的《转移因子及其临床应用》学术报告，在校内外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所有这些成就之不易，从当时的实验室条件可见一斑。跟北京上海的实验室比都不能比，龙华路上的小阁楼，又小又窄，两间教学实验室，还有一个用于学生实验。其中最高档的仪器是一个日本的扫描仪，用来扫描得出结果，还有一台高压电泳仪，把氨基酸分解成肽链，而掌握这个技术的人员并不多。其他的仪器基本都是陈历昌自己制作的仪器装置。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历昌和七八位老师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独立完成整套实验流程。而这套流程丝毫不比北京上海那些有条件的实验室里的差。也正是这套实验流程，让海南医学院举办了好几次全国性培训班来指导广东、上海、北京、云南的一些初级中级的研究人员如何操作该流程。当时，有昆明、广州、郑州、上海、武汉等地一些等级比海医高的医院来一个专科学校学习（当时还没有升级为本科）。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海医人把青春奋斗融入事业中，不负韶华，不负期望，在不懈奋斗中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