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头是镇上的教书先生。他身材很清瘦，苍白脸色，两腮向内凹着，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他常穿件灰布长衫，熨烫得很齐整，一丝褶皱也无，似乎天天打理。他说话尖酸刻薄，人做得又吝啬，别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刘酸抠，不过没人敢当他面叫。
他常夹着本国语课本，在茶馆外面的雨棚下备课。每次他来，什么都不点，总是向我讨水润口，一杯接一杯，且一坐就是大半天。他这个人，我不仅不喜欢，还很厌恶，总希望他能早些走，却又不能撵他。他每天戴着副墨镜，晚上也戴着，问他他说是在上海念书的儿子给他邮寄过来的，德国进口的——其实不问他也会说，现在整个镇子都知道他有一副德产墨镜。
他有过一个媳妇，小他五岁。与他相反，他媳妇体态臃肿，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歇气的程度。其为人泼辣，又是锱铢必较的性子，常和小摊贩吵架，说是缺斤少两。偏从这点才能看出她和老刘头是两口子。摊贩们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平日里得过且过，即便是亏本生意也做。有一次这女人看上了布庄的一匹料子，嫌定价贵，在店里撒泼，被人家请的打手按到水缸里教训。数九寒天，河上的冰还封着。那女人回家后就病了，没过多久就病死了，算起来也就是两三年的样子。
自那之后，老刘头两个多月没来茶馆。再次见到他已是春天了。他依旧穿着件灰布长衫，但又脏又破，破的地方也没有打补丁，就任由它破着。衣摆像是被揉烂了的纸团，我总觉得那皱褶处藏着虱子。他一到店，就坐在雨棚下，招呼我给他上白开水。正是放学的时间，店里坐着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看最新版的时尚杂志，我也跟着凑热闹。老刘头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不说话，只呵呵笑。一姑娘生气地叫：“你干什么！”老刘头用他几月没剪的长指甲敲桌子，“你这东西是新开的科目么？”“是杂志。”老刘头把他那本国语课本撂到桌面上，“那破烂有何用？你看这个，这个——”“关你什么事！刘酸抠！”老刘头的脸一下子变得又青又紫，手指甲快要嵌进桌子里，嘟囔了句“朽木不可雕”，甩袖子走了，连课本都忘了拿。我正懊恼于被人打搅，见这老顽固被气走，便跟着那帮姑娘笑，几桌散客也笑了起来。
掌柜本来就不悦老刘头蹭水喝的行为，最近生意不景气，便告诉我以后白水也要收费，按比酒便宜一文的价格收。他还说要整改历史沿革问题，把老刘头以前喝的也给收了，念他年岁大，只收一贯铜板。他说这话的表情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圣人。我听不懂那些新词，只知道要收钱，便趁着老刘头来店里的时候跟他说了。他先是不解，而后气恼，最后无奈地说：他没钱。听人家背地里议论，老刘头家里穷，媳妇得病的时候败光了家底。为了供儿子在上海念书，每个月入不敷出。再加上他年岁大，不多日应该就被学校清退了，弄不好会上街讨饭吃。我建议他卖了那副墨镜抵债。他不同意，说是儿子寄的，不能卖。我便问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儿子在上海上学，最近在跟一个什么部门的领导做事，不和我一样没出息。我不说话了。于是他的名字一直挂在店里的赊账本上，后面跟着一贯铜板四个字。
老刘头不来茶馆备课了，店里的客人愈发肆无忌惮，说他如何的尖酸如何的吝啬，好像说这些就能挣钱似的。我趴在柜台上听他们的车轱辘话，全然没了之前的乐趣。有人问老刘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茶馆，有说死了的，有说去上海了的，什么猜测都有，只有我知道是因为那贯铜板。后来有一天，大约是年前两三天罢，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来，口口声声说是来替人还债的。我问是谁，他说是老刘头。我打量起他来，见他一身西服，脖颈上围着灰色的围巾，脚踩油光锃亮的皮鞋，手里还拉着个带轱辘的箱子，像是时尚杂志里的模特，心想老刘头还有这样的亲戚？便不住地问他：“是老刘头么？你确定是老刘头？”他点头。我忽地想起了什么，“你不会是——”他有些羞于启齿，“是……是我的父亲……”“他人呢？”“前阵子叫车撞了，没治好，死了。”我看着他亮闪闪的袖扣，“他哪来的钱治？”掌柜从旁边插话：“老刘头有钱？有钱欠我的账！”我问他：“你知道欠的什么账么？”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张银票递给掌柜，并不答我的话，只谄媚似的笑着。
于是，赊账本上的字和老刘头一样，消失了。
